端回我们的牛奶,牵回我们的奶牛(转载)

导读:
   一、 强盗盗奶牛与国营企业改革改制  
   二、 强盗盗奶牛环境下存在的怪异经济现象  
   三、 毛 时代给我们留下的牛奶和奶牛  
   四、 今日的牛奶和奶牛何在?  
   五、 主导我国公有制经济改革改制的邪教经济理论  
   六、 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必将被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七、 公有制与“匪”、“商霸”的区别  
   八、 建设社会主义最缺的是主人  
   九、 端回我们的牛奶,牵回我们的奶牛  
   附注:本文的姊妹篇是<<从二则国内最普遍的经济现象来谈我国的经济基础>> 链接为:()  
   有一群奶农,本来好好地喝着自己的牛奶,养着自己的奶牛,可渐渐地他们的牛奶被一些人端走了,奶牛也被一些人牵走了,其中的原委看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一、 强盗盗奶牛与国营企业改革改制  
  强盗想霸占奶农的奶牛和牛奶,第一步是去找奶农承包他们的奶牛,说他们采用西方企业制度、厂长经理负责制来管理奶牛,这样奶牛会产更多的奶,骗取了奶农的信任,夺取了奶牛的经营管理权;第二步是打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旗号,把牛奶端走了,把奶牛场产的牛奶的绝大部分牛奶据为己有的同时留下一点点牛奶给奶农维持生计,也就是奶牛生病需要治疗和需要割草放牧挤奶时,把奶农找来了,而到了分奶时就把奶农踢走了。这一步打击了奶农的劳动积极性并割断了奶农与奶牛的感情。第三步就是把奶牛场搞垮,然后宣称奶农们的奶牛是病牛和不产奶的牛,需要好等奶牛先卖掉差等奶牛直接送给他们,甚至他们压根就不知情一下奶农们,直接把奶农们的奶牛或宰或卖或直接牵回到他们的私人牛圈了。这是多么不公不义、违法背理、丧尽天良的勾当,但就是这不公不义、违法背理、丧尽天良的勾当,在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礼仪之邦的国营企业的改革改制中反复重演了成千上万次,直演到劳动人民的福利被剥夺干净,直演到几千万工人被赶出了自己的工厂而失去工作,直演到国有企业被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硝蚀干净…, 马克思揭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罪恶时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那是不平等契约的结果,而今日官僚买办资本对国营企业的抢劫与杀掳,同样是缺乏任何协商、平等与讨价,是赤裸裸的。两相比较,罪恶一样深重!  
   二、 强盗盗奶牛环境下存在的怪异经济现象   
  今年回了一次山区老家,发现村四周毛 时代栽的那满山遍野郁郁葱葱的杉树林被烧了个精光,心痛之余去问了一下父老乡亲为什么不打火啊,上了年纪的大伯更是悲伤地告诉我,这杉树林是自己和村民们当年在毛 时代一起栽的,自己可有感情啊,这火本来也好灭,春节时期年轻人都在家,大家一起抢在山火的前面砍出一条隔离带就可阻止火势蔓延了,但大家都宁可在家搓麻将也不愿意去打火,有的还幸灾乐祸呢!因为这杉树林表面上是说是集体的,实际上这些年来一直被当官的和做老板的承包着,年年都运出许多木材,他们赚大钱,无本万利,而当年的植树人和村民没有一点收益。  
  元宵佳节中央电视台的“火烧阳具楼”引起了全国网民的一片叫好声,这场破坏力极大的大火烧掉了四十多亿纳税人的血汗钱,人民为什么不心痛呢?人民为什么不心痛自己的电视台呢?究其原因应该是其作为人民的喉舌却不为人民说话,为了赚大钱不惜播出了含三聚氰胺的牛奶广告;不为人民争取福利却围攻和质疑神木县进步的免费医疗改革;不体察广大劳动人民看不起病,买不起房,读不起书,养不起老,生不起死不起的疾苦却天天宣扬那小数人的盛世;对待广大劳动人民的抵抗强拆、反贪污、反官商勾结而引起的群体事件或罢工工潮(如依棉工潮,通钢工潮,林钢工潮,湘煤工潮)充耳不闻或诬为“不明真象的群众”。  
  9月26日《广州日报》财经版头版透露,中石油在美国上市融资仅29亿美元,分红累计却高达119亿美元。其中,仅2005年,中石油就向纽约等股市散掉600多亿元人币的真金白银。而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家公司,最近四年来向向海外投资者分红高达1100亿美元。该篇报道同时指出这些国企在A股市场上极为吝啬,给本国股民的分红赶不上银行利息。就以中石油这个 “亚洲最赚钱公司”来说,在最近的国内公告里,声称“公司将实施2008年度末期A股分红派息方案,即以2008年12月31日总股本18302097.78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股人民币0.14953元(含税)派发2008年度之末期股息,总共分红273.67亿元。有媒体测算,若按照10元左右的股价计算,投资者拿到每股0.15元分红的回报率约为1%,连银行利息都不如。那为什么人民的企业不给他的所有者全体国民分红,甚至也不给本国股民分红而专给海外股民大笔分红,其中下得是什么“很大、很大、很大的棋”呢?关键在于人民的企业不在人民的掌控之间。那为什么作出了最有利于官僚买办资本的决策了呢?那是因为官僚买办资本以及他们的代理人掌控了企业。  
  中国平安这家1988年成立的国有股份公司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就已经向国人蹄了三蹄, 其一为2007年以折合238亿人民币的资金,购买了不到5%的欧洲富通集团股票,一年后亏损228亿。其二为欲强行通过1600亿天量融资,欲继续它向西方的输财计划,虽然觉悟了的中国人民强烈地用脚投票使它的罪恶阴谋破产,但是却使中国人民损失了十多万亿的股票市值。其三为替美国新桥兑现暴利100亿人民币(4年前美国新桥从美国带不到13亿人民币到中国来,4年后就将从中国带115亿人民币到美国去)。究其原因在于当年的国有股份公司已经属于外国人了,非我族内,其心必异!事实上,中国平安2007年度报告披露:中国平安的第一大股东是英国汇丰控股。汇丰控股通过旗下两家全资附属子公司――汇丰保险与汇丰银行合计持有中国平安12.33亿股H股,占中国平安现有总股本的16.78%,这一持股比例远高于第二大股东,中国平安已经彻底成了“英国平安”。  
  同理,我们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上市时为什么会出现同一张股票具有不同的价格,国家一个价格,企业一个价格,外国人一个价格,中国老百姓一个价格,期间相差十几倍,比如中国石油,外资购买价格是1块多人民币,中国百分之一运气好的人“抽签”价格是16.7元人民币,百分之九十九的老百姓平均购买价格是三、四十元,至于那些通过国企私有化改革到手的法人股(大小非),干脆就没花钱。银行类也是这样,兴业银行股票的外资购买价格是2元多人民币,国内百分之一老百姓“抽签”价格是16元,百分之九十九中国老百姓的购买价格是四、五十元。本国老百姓购买本国股票的价格是外资购买价格的十几倍几十倍,这是包括非洲在内的任何国家都没有过的现象,也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国老百姓购买价格高于外资十几倍几十倍的强制规定,决定了无论股市怎么跌富人和外资都赚钱、只有老百姓赔钱的独特市场现象。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外资在中国市场上都能成百上千亿地赚钱,唯独中国老百姓赔钱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市场上赚钱而在美国市场上赔钱的根本原因。为什么国有企业又出现这种养肥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并掠夺本国国民的决策呢,关键还是在于人民对人民的企业没有经营管理权。  
  同理为什么人民的企业中石化提供的汽油价格和中国移动提供手机话费收费竟比发达国家美国还高呢,人民的企业应该为人民提供优异的产品和服务,为人民赚取利润用于维持人民的医疗教育住房等福利,但为什么中石化,中移动这些世界500强企业之一的公有制经济大佬在没有为国民贡献出利润的情况下,收费比资本主义私人企业还要高呢。关键原因在于官僚买办资本控制了经营管理权,他们为了维持他们纸醉金迷的生活,为自己开出了天价高薪,还通过其它渠道消耗掉企业的利润,抬高企业的运营成本。使得人民的企业既不能为人民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和服务,也不能为人民赚取利润。当然在里面工作的职工也就没有改革前那种为人民为国家的劳动积极性了。  
  当强盗控制的奶牛场运营不下去时我们可以找到三个原因:  
  即1:奶农们不能对奶牛行使管理权;2:奶农们不能端回牛奶了;3:奶牛已经被强盗或卖或宰或牵回了他们私人的牛圈了。同理今天我国公有制经济存在的这种怪异经济现象并由强大走向衰弱并走向硝蚀的事实告诉我们里面也存在三大根本原因:  
   1:人民的企业人民不能行使经营管理权了;  
  2:人民的企业不能为人民谋取福利了;  
  3:人民的企业或卖或被私有化已经不属于人民了。  
   三、 毛 时代给我们留下的牛奶和奶牛  
  首先,人民是企业的主人, 1978 年全国人大代表来自一线工、农代表占代表总数47%,人民直接行使着国家的最高权力。普通劳动者享有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把原来只由少数精英享有的自由权利扩大到全体人民。打破了以往那种通过垄断传统媒体而把人民大众排除在自由民主之外的格局,彻底拆除把普通民众排除在民主之外的所有门槛,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民主表达方式;企业管理上面实行“鞍钢宪法”和“大庆经验”。 “鞍钢宪法”一方面强调干部参加劳动,有利于厂长经理体会工人的处境,限制厂长经理享有的特权,保证国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另一方面强调工人参加管理,让工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企业有说话权和管理权,从制度上保护了工人的权益,进一步确立了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领导权。“大庆经验”基本内容除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外,还包括“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管理制度”、“三条要求,五个原则”(要求项项工程质量全优,事事做到规格化,人人做到事情过得硬,有利于质量全优,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安全生产,有利于增产节约,有利于文明生产和施工)、“三老四严”(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黑夜和白天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一个样)等内容。人民能享受公有制企业的利润,人民能享受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成果,这其实也是当年老一辈工人阶级艰苦奋斗,干劲冲天的动力所在。在整体上数据显示,在1978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仅为4.71%(当时世界学习的模范),可见我国把财政收入的绝大多数用于了人民的医疗,教育,国防,科研等事业。毛 周总理和普通劳动者一样勤劳节俭。干群关系融洽,没有出现贫富分化,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17,而在个体方面来说,工人享受公费医疗、义务教育和福利住房,那么,这些无形的福利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呢?我大概算了一下这三项福利对于今天的每个家庭来说都值91万元!同样工人还享有带薪休假,公费养老等福利,这其实就是卸掉了工人们的包袱,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工人们的积极性。  
  我们有着一套独立的、比较完整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前,公有制经济占我国国民经济的绝大多数,1981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78%,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21.9%。源自: 目标、国情、道路的统一――学习《邓小平文选》体会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06期。  
  公有制经济并非是不产奶的牛,相反公有制经济有着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制企业更高的运营效率和发展速度。以苏联为例,国营企业时代苏联经济迅速发展。1940年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较1913年增长了837%,农业机械化基本实现。而1940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较1913年只增长了67%,不要忘了,这一时期美国在一战中大发横财,而苏联是这一时期战争损失最惨重的国家。1913年苏联工业产值仅为美国的7%,1980年苏联工业产值上升到美国的80%。实行私有化后,苏联(俄罗斯)经济大滑坡,1998年俄罗斯工业产值比1989年下降了70%,私有化直接经济损失是二战的三倍以上。同理我们比较一下改革前我国的国有企业与全世界500强企业的赢利能力也能得出相当的结果,根据美国《财富》杂志每年公布"世界500强企业"的经济数据。1997年,"世界500强"的总利润是总营业额的3.9%,是总资产的1.32%。1998年,"世界500强"的总利润,是总营业额的3.84%,是总资产的1.129%,比当年我国银行的储蓄存款利率低得多!我国国有工业的总利润占总资产的比例,1952年是14.5%,1957年是18.5%,1966年是19.2%,1970年是15.8%,1975年是11.1%,1978年是12%,1980年是10.8%。在那二十八年间,我国国有工业的利润率一直是两位数,比"世界500强"高好几倍。  
  综上,改革前我国的公有制经济是一个运营良好,健康发展的体系,而在这基础之上,我们挫败了美国两次在朝鲜和越南与中国叫板,这是美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当时的美国成了人人喊打的落水狗,美国经济濒临崩溃,美元也不再受信任,美国为了防止破产而不得不于1971年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尼克松不得不主动访华向中国求和。在这个基础上, 我国经济得到了健康的发展,从1949年到1976年,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斤增加到615斤。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持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是世界公认的奇迹。从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2%。这个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居于前列。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取得了两弹一星等国防和科研成就。  
   四、 今日的牛奶和奶牛何在?  
  成千上万的公有制企业已经被官僚买办资本或卖或私有化到他们腰包了,私有经济已经占我国国民经济的绝对主体了。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第505页“全部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2004年) ”,计算出国有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15.3%.时间又过去三年了,目前国有工业的比重可能还要少于此数。这是一个值得严重关注的问题。据对2004年底经济普查,在325万个企业法人单位中,公有制企业只占19.9%,而非公有制企业却占80.1%,国资委消息,到2003年已有90%的国有小企业和70%的中型企业已改制成私营经济。全国绝大多数的市县一级已没有国有企业了。从就业结构来看: 公有经济单位就业人数占全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由1978年99.86%下降到2005年16.2%,下降83.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3.0个百分点;非公有经济就业人数所占比重由1978年仅占0.04%猛升到2005年83.8%,总人数高达63553万人,上升83.8个百分点。 从工业总产值来看: 2004年,公有制工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到36.2%,不含国有控股部分,只占19.9%。而非公有制工业从不占比重到2004年占63.8%或80.1%(含国有控股部分),其中: 个体工业的工业总产值从1980年0.8亿元猛增到1999年22928亿元和2004年经济普查统计在私营经济中(个体经济改为私营企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0.04%上升到12.1%。 私营工业所创产值由1989年97.4亿元增到1999年7688亿元和2004年49705.2亿元,及2005年47778.2亿元(为规模以上私营工业)占比重由0.5%上升到1999年占6.1%和2004年22.4%及2005年17.8%(规模以上数)。 已由私人操纵的股份制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从1999年13746.0亿元增到2004年57744.4亿元,占比重由10.9%上升到26%;外企工业由1980年创产值0.3亿元,增到1990年526亿元,1999年18954.2亿元和2004年67137.8亿元,及2005年79860.2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由1990年2.2%上升到1999年15%和2004年30.2%。 此外,2004年还有私人控股占62.1%的股合制和私人占股48.4%的联营企业,创产值3563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1.6%。   
  广大工农阶层失去了自己的企业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这主要体现在以后几个方面。  
  其一是失去直接管理国家的权力, 中国政情研究专家、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曾经针对各级人大代表中官员占70%的构成现状大声疾呼,“代表中的官员之多是世界罕见的,人民代表大会不应该是官员代表大会!”问题是另外不是官的30%是谁选出来的,还不是内定的。工人、农民在人大代表中由建国头三十年中的约占三分之一,降至在十届人大2900多名代表中,只有34名。更不用说成千万的人沦为娼妓,童工“如白菜一般在东莞买卖”,在山西等地成为窑奴等等的底层人民。如此的人民代表大会,能代表人民吗? 2001年,资本家中共产党员的比例为29.9%,而民主党派成员的比例只有5.4%,前者比后者高出5倍多,即使不算由公有制改为私有制而来的中共党员,单只本人开办企业后加入中共的也占到6.4%,仍高于加入民主党派的比例。又据调查,资本家中希望参加中共的占10.8%,而希望参加民主党派的只占5.1%。在九届人大的私有制经济的代表中,也是共产党员多于民主党派成员(《中国私营经济年鉴(2002年)》第363、393页)。  
  其二是失去直接管理企业的权力,随着资改派打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旗号,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企业成了资本家的一言堂,工劳阶层只有被剥削,被下岗,被炒鱿鱼的权力。  
  其三是失去同官僚买办资本谈判争取权益的权力,广大劳动阶层被官僚买办资本集团剥夺了四大权力而成了任人割宰的绵羊,我们工农阶层连通过罢工,工会等向官僚买办资本集团提出自己的要求的唯一路子都被堵死了!我们已经不如民国时期的工农阶层了,那时至少还可以罢工集会,还可以发个通电。  
  其四是广大劳动阶层被剥夺了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福利成了看不起病,买不起房,读不起书,养不起老,生不起死不起的弱势群体。《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的一项调查显示,85.3%的公众感觉生活负担比十年前更重。市场化后医疗、教育、住房成了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  
  其五是劳动阶级的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小,越来越被压在了社会的最底层,众所周知,工人阶级的经济来源在于出卖劳动力所得,表现形式是发到工人手中的工资。但我国劳动者的报酬在国民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即分配率)太低。在市场经济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普遍都在54%―64%之间,而我国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以2004-2006年为例,分别为10.6%,10.8%,11.1%,不仅新中国建立以来不曾有过,也为世界各国所罕见,据中国社科院教授李志宁估算,中国只用占GDP1/4的工资加福利养活了占99%的民众。(见 2008年1月1日 《生活文摘报》转自《经济观察家报》),换言之,中国99%的民众,只占有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4;因此,又出现了这样一个“奇绩”――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1/4,但消费总额却只占世界消费总额的4%。据《中国人力资源报》报导,1995~1999年的制造业,每个劳动力的成本,中国是729美元,相当于美国的 1/40、日本的 1/43、韩国的 1/5、泰国的 1/4,甚至比印度还低。还有材料反映,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每小时不到60美分,远远不到40个便士,还不到英国最低工资的1/10,不到英国一般性工业部门的 1/20。私营企业能够发展起来,外商投资者愿意到中国办企业,重要原因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既然劳动者创造了一切财富却只拿到了他们创造财富的1/4用于维持生计,那剩下的3/4的财富被谁拿去了呢?当然是被官僚买办资本集团通过按权分配为主,按资分配为辅的分配方式剥削去了。  
  既然我们的奶牛被官僚买办资本掠夺完了,那我们的牛奶被端到哪儿去了呢?  
  其一是集中到官僚买办资本手中了,我国的财富高度集中,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常用的一种收入差距的测量指标,其数值在0~1之间。数值越高,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越高。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危险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17,2006年则升至0.496。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据世界银行2006年发布的报告,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国家财富;据招商银行联合贝恩管理顾问公司发布的《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到2008年末,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人群约30万人;只相当于中国总人口的0.2‰,其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超过9万亿元,相当于全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20万亿元的近一半。  
  其二是被急速飞涨的行政管理费用消耗掉了,数据显示,在1978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仅为4.71%(当时世界学习的模范),到2003年上升到19.03%,增长87倍。而且近年来行政管理费用增长还在大跨度上升,平均每年增长23%!2008年是20%以上(还没有包括9000亿三公开支)! 《中国青年报》2006年7月5日载: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近日指出,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我国现在每年用于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极低,在基本民生的投入占GDP比例比非洲贫困国家还低。而用于行政、豪华性公共建设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比例却是世界第一。 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0%,中国的教育经费占世界的1%,卫生经费占世界的2%。据《南风窗》2005.7上报道:2004年的调查显示,超过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不敢开电灯。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12%,而且其中相当部分用于维持官僚机构的运转,而欧美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都在45%以上。中国的低保,2004年中央财政负担105亿元,地方财政支出173亿,还不及公款吃喝费用的1/10。相对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来说,1979年之前中国的基础教育做得令人刮目相看(基本上是免费义务教育),文化革命中不少地方曾搞过普及中、小学运动。中国的医疗卫生当时也在发展中国家名列前茅。然而中国在1980年实行严厉计划生育后却同时降低了对教育和医疗的投入,国家对教育投入之少是世界罕见,降低到仅占GDP的2-3%,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都发不出去。教育成了家庭的主要负担,导致现在还得靠出卖廉价劳动力。2003年9月,在仔细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认为,中国的教育经费不仅所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例低得令人吃惊,而且政府预算部分只占其中的53%,另外的47%是由家长或其他来源填补的。她说,中国人均教育开支之少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竟然以世界教育总支出的1.04%,担负着全球正规教育在校学生中的17.9%。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达到4%。但是2005年过去了,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近年来却一直在下降。2005年全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是2.16%,低于2004年的2.79%,也低于2002年的3.4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6日的报道:“仅仅2005年,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公车消费3000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款考察旅游1000亿元,三项合计高达6000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国防开支的3倍、全民教育投入的5倍。”由于政府无力投入,在医疗、教育领域,管理部门以“市场化”为借口,政府回避提供公共福利的义务,将民众抛向积弊丛生和缺乏约束的官僚买办资本市场;进行“城市经营活动”,导致地价屡创新高,亦是房价居高不下的最重要原因。一方面,民众履行了纳税义务,却需要为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向官僚买办资本行业再支付一次不合理的代价;另一方面,民众的基本民生需求,反而成为了部分政府机构及相关的官僚买办资本的滚滚财源。  
  其三是被急速膨胀的财政供养人员消耗掉了,改革后官僚体系不断扩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强压在底层劳动人民身上,每次打着精简政府的旗号但越精简越庞大!1950年中国的官民比是1:600,2007年的官民比是1:26,50多年,多了27倍!中国每百万美元的GDP供养39个公务员,日本每百万美元的GDP供养1.38个公务员,以此标准,中国官员比日本多27倍! 非但官民比独步天下,“官”“员”比更是举世无双。日本首都东京,人口1300万,GDP1.1万亿美元,但是东京只有“市领导”7人――1名市长,4名副市长,1名议长,1名副议长;世界经济首都美国纽约,人口1800万,GDP2.6万亿美元,但是只有“市领导”6人――1名市长,3名副市长,一名议长,一名副议长。而中国铁岭市,人口300万,GDP46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1/5、纽约的1/6,GDP是东京的千分之四、纽约的千分之1.8,但是“市领导”却有41名,是东京和纽约的6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长1名、副市长9名、市长助理3名,人大 主任1名,副主任7名,政协 1名,副 8名。就是这个市政府还有20名处级副秘书长,平均每个市长配备了两个秘书长!中国新乡市,人口565万,GDP100亿美元,人口不到东京的一半、纽约的1/3,GDP是东京的千分之9、纽约的千分之4,但是市领导却是43名,同样比东京和纽约的市领导多6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长1名、副市长8名、市长助理4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8名,政协 1名,副 9名。这个市政府还有16名处级的副秘书长!湖南小小的平江县,副县长多达十名;郑州市市政执法局,居然有29位“局领导”, 有个别地方官民比例甚至达到了空前的1:9人(如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供养1个干部);农村社会的基层政府是典型的“吃饭型财政”,行政管理费及工资支出占到了当地财政收入的80%~90%。……事实表明,中国人民正在经历着一场规模空前的“官灾”浩劫――比“蝗灾”难扑灭,比雪灾面积广,比震灾持续长,比所有的自然灾害加在一起的危害和损失严重得多!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必不能长久。  
  其四是被无所不在的腐败消耗掉了。贪腐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公然的规则,各级官吏醉心于上项目、搞工程、批土地、卖国企,为什么呢?不过寻贪污的方法,搭捞钱的平台罢了。明朝大贪官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任工部侍郎,他的心得是:官家工程,花钱达到预算的5成,那么这个工程就合格了,花到7成,这个工程一定能得到“鲁班奖”。剩下的钱到哪里去了?进了官员的保险柜了。改开以来,整个中国就是拆了建、建了拆的一个大工地,一个县的交通局长家就起赃2000多万,一个县的反贪局长就搞了2亿,你可以想像有多少人民的血汗进入了改开豪杰们的腰包。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年度公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大案的人均损失金额, 2002年至2003年上升了9%,2003年至2004年上升了11.3%,2004年至2005年则猛增为34.3%。2005年与2001年相比,上升幅度达72%!权力的经济价值的确正在大幅度提高,同样程度的权力腐败,可以牟取更多的非生产性寻租。中国官员腐败被法办的概率不高,以上的数据只是反映了查处案件的状况,只是中国权力寻租的冰山一角,尤其是涉案金额中尚有很多无法获知的数据,因此案件金额数肯定也是比实际金额低许多的。权威部门透露,国企每次改革都造成巨额资产流失,穷庙富方丈是社会共识。80年代每年流失500亿元,90年代每年流失1000亿元,21世纪每年至少流失1500亿元以上,2004年仅中央181家企业借改制就要核销资产4000亿元。有报道说,按此推算,27年来国有资产流失达数十万亿元,人均达1万元以上。大量国有资产被企业经营者、中外资本家和贪官污吏侵吞。现在我们可从下面的五点世界第一来看看我国的腐败情况:  
  1:中国近10年外逃贪官4000人,转移国家财产500亿美元到海外,且几乎永久性无法追回,世界第一。  
  2.中国各级政府办公大楼的豪华程度令人咂舌,连自称最富有的美、日政府也相形见绌,世界第一 ,每到一城市,配以灯、草、树、雕、泉以及直达机场的高架或8-10车道通道的豪华壮观的“政务中心”即可让你叹为观止。   
  3.我国每年公款吃喝消费约6000亿元人民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2%,世界第一。  
  4.中国政府每年公务用车费用折算的金钱数目高达2000亿人民币以上,世界第一 。  
  5.政府代表团出访成员人数世界第一外国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世界第一:  
  某代表团与外方会谈时,成员从左侧一直满坐到右侧,而对方只有连译员在内的三人。某长出访下飞机后对方主迎人员已经握手了三四人,而机门口还有出来的“主要成员”。   
  北京市长王岐山说:“我们还是要讲究实际的,我希望我们的政府官员也能踏踏实实地做些事。以前,听说南斯拉夫的奶牛养得好,中国人就经常去学习参观。当地的官员就对我们讲,‘中国人就是爱学习,连我们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我也不知道这是表扬还是批评,可能是我们去参观的人太多了吧。”  
   金融危机以来,新加坡、香港、台湾地区的政府纷纷缩减行政开支,有的公务员还减薪,但是中国架床叠屋设置的行政机构,丝毫没有紧缩自肥的开销。北京政府将宝马列进官车采购目录,上海的公务员拿28万的房改补贴,广州的海事法官8万元/人南非豪华“考察”……  
  其五是被买办资本通过以下三个方式转移到国外了。  
  A、不公平的税赋将中国财富转移给洋人。    
  中国的出口企业,70%是洋人把持的。今年以来一方面开征燃油税(过路费照交)、上调烟税酒税,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税赋;另一方面,数次上调出口退税率,减轻洋人的税赋。  
  任何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企业,必然有城市建设、环境治理、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成本,当出口退税率达到17%的时候,这些洋人的企业一分也不支付这方面的成本,谁帮他们支付?中国人民!    
  更有各地轰轰烈烈的招商引资,对洋人企业五减啊,三免啊,变相由中国人民承担洋人企业的成本。    
  B、不公平的交易将中国财富转移给洋人。    
  中国石油、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中国平安……这些国有企业从性质上说是中国人民的资产,从功能上讲,是政府的可变现的财政储备,在“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开放历程中,一股脑地将大象以兔子的价钱,出售给“友邦人士”,数万亿国家资财,转移给外邦。 而从中国平安、中国铝业为代表的企业“走出去”,无不以高昂的价格进行“收购”,转头数以百亿、千亿计的财富,灰飞烟灭。不公平的高买低卖交易,滔滔不绝地将中国人民的财富转移给洋人。  
  私有化国有银行其实就是把中国银行变成外资超级提款机,卖办资本就是打着“规范”的招股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旗号下,将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银行的大量股权以低得惊人的“价格”“卖”给了外国的私营大企业,实际上是将中国人民的上万亿元财产白白送给了外国的资本家,廉价卖给外资的银行股,无一不是远远低于市场价格,最低的如兴业银行甚至不到市场价格的十分之一。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四家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卖损失就超过6千亿元,整个银行金融领域能统计到的损失就超过万亿。送给外资的银行财产至少为一万亿元人民币,占2006年中国GDP的将近5%(2006年中国的GDP将近22万亿元人民币),而中国的全部医疗保健开支也不过占中国GDP的6%。这也就是说,中国光2006年一年由于“银行产权改革”而损失给外国人的财产,就差不多够让全体中国人民免费享受一年的医疗保健了。  
  中石油在美国上市融资仅29亿美元,分红累计却高达119亿美元。其中,仅2005年,中石油就向纽约等股市散掉600多亿元人币的真金白银。而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家公司,最近四年来向向海外投资者分红高达1100亿美元。而这些在海外大手笔分红的国企给自己本国股民的分红却低与银行利息。  
  山西的2亿外资(美国亚美大陆煤炭有限公司)竟买到我国价值百亿的大煤矿(亚美大宁能源有限公司)  
  C、败家式的“投资”将中国财富转移给洋人。    
  2万亿美元的外储,一大半送到美国了,随着美国新一轮印刷机行动实施,这些血汗财富,不知又有亿万成为美国人民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正是几亿民工的血汗换来的宝贵外汇储备,在西方金融危机前夕,被中国的高级资改精英们疯狂地抛到美国“救市”。中投公司50亿美元投资大摩,30亿美元投资黑石,54亿美元被套PrimaryFund,损失惨痛。至于各大银行的海外投资,随着诸如雷曼兄弟破产这样的事件,也一个个陆续浮出水面,动辄数亿美元的损失,被认为无关大局。不仅金融机构,诸如航空公司、中国远洋这样的企业,也在动辄扔出几十亿美元而不眨一下眼睛!  
  根据美国财政部发表的年度调查(中国官方的公仆们一向是对中国的主人保密的),到2008年6月底,中国所持的美国垃圾股票、垃圾债券达到12050亿美元,为中国在2007年6月持有总量的3倍还多。中国投资者多数无法在海外投资,外管局唯一拥有相应的资金与职权,可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海外金融投资。  
  表面上这是央行投资的,但是央行会因为投资失败而破产吗?不会,最终的财富损失是由全国人民承担的。    
  好了,改开30年,中国民没有富,但是国却实实在在地穷了――30年前的政府,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今天,既有外债,又有内债――而且达十万亿之巨!  
  说白了,中国政府的财政只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专门负责将中国人民的财富转移到资改英雄家中,转移到洋大人们家中。  
   五、 主导我国公有制经济改革改制的邪教经济理论  
   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们包养了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和法学精英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开始了大显身手,为他们侵吞国有企业全民财产创造了一些强盗理论,他们一改过去那种“馒头不叫馒头,叫碳水化合物”的深奥学术语言,专门为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创造了一系列极端通俗的经济学理论,什么老鼠偷油理论,冰棍理论,烂苹果理论,靓女先嫁理论,丑女陪嫁理论等等,最先沸沸扬扬闹起来的就是老鼠偷油理论,起因就是为当时贪污判刑的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鸣不平,在全国掀起了老鼠为什么偷油吃的大讨论,整个知识精英集团讨论的最终结果就是,要想老鼠不偷油,就要事先喂饱它。用什么来喂?就用国有资产喂;凭什么用国有资产喂?因为国有资产如同冰棍,不喂老鼠就化了,与其白白化掉,不如让老鼠吃掉。这一系列让人哭笑不得的荒唐理论,最终主导了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开始了所谓国企改革的最后攻坚战:产权制度改革。私有化全民财产的大幕正式拉开了!  
  资改精英们的邪教理论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现将他们的邪教理论罗列如下:  
  其一是为眼中没有人民,宣称公有制经济是“无主之物”,为资改权贵,官僚买办资本掠夺全民财富提供邪教理论依据。  
  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盛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我曾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不要利用这些权力了。中国最上层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贪污腐化。  ――张五常(香港大学教授)
  
  
  
  
  
  
  
  
  
  
  
  
  
  
  
  
  
  
  
  
  
  
  
  
  
  
  
  
  
  
  
  
  
  
  
  
  
  
  
  
  
  
  
  
  
  
  
  
  
  
  
  
  
  
  
  
  
  
        埃 及(1997年) 3.1%
        韩 国(1997年) 5.1%
        印 度(2000年) 6.3%
        俄罗斯(2000年) 7.6%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年)25.7%  
  可见我国我国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是世界甚至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可见资改后我国有着世界上最奢侈豪华,最纸醉金迷的的行政方式。中国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人民是全世界最贫穷的人民之一,可是中国却有全世界最豪华的各类党政机构办公楼,却有全世界最壮观的公车队伍,却有全世界最奢侈的公款吃喝,却有全世界最庞大的公款出国旅游……2008年光是公车、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就花掉了9000亿元,帝王一般的奢侈生活,将人民奴隶一般拼命生产出来的财富,挥霍得一干二净。   
   其次是减低官员占劳动人民的比重,今日之中国人民正在经历着一场规模空前的“官灾”浩劫――比“蝗灾”难扑灭,比雪灾面积广,比震灾持续长,比所有的自然灾害加在一起的危害和损失严重得多!今日之中国官员比例之高,也是绝无仅有的,纵向比较,数据显示中国1950年中国的官民比是1:600,2007年的官民比是1:26,50多年,多了27倍!横向比较,数据显示,中国每百万美元的GDP供养39个公务员,日本每百万美元的GDP供养1.38个公务员,以此标准,中国官僚比日本多27倍! 日本首都东京,人口1300万,GDP1.1万亿美元,但是东京只有“市领导”7人――1名市长,4名副市长,1名议长,1名副议长; 世界经济首都美国纽约,人口1800万,GDP2.6万亿美元,但是只有“市领导”6人――1名市长,3名副市长,一名议长,一名副议长。而中国铁岭市,人口300万,GDP46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1/5、纽约的1/6,GDP是东京的千分之四、纽约的千分之1.8,但是“市领导”却有41名,是东京和纽约的6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长1名、副市长9名、市长助理3名,人大 主任1名,副主任7名,政协 1名,副 8名。就是这个市政府还有20名处级副秘书长,平均每个市长配备了两个秘书长! 中国新乡市,人口565万,GDP100亿美元,人口不到东京的一半、纽约的1/3,GDP是东京的千分之9、纽约的千分之4,但是市领导却是43名,同样比东京和纽约的市领导多6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长1名、副市长8名、市长助理4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8名,政协 1名,副 9名。这个市政府还有16名处级的副秘书长!更有甚者,湖南小小的平江县,副县长多达十名;郑州市市政执法局,居然有29位“局领导”…… 可见我们急需降低官员占劳动人民的比重,把那些贪污腐败、无所事事、不为人民服务的官僚撵回家去种红薯或养母猪,把这群庞大的官僚体系改造成普通劳动者是势在必行的。  
  再者是拔掉外国买办资本插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吸血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外资何以这样快速地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呢,关键在于他们通过超国民待遇吸取了中国人民的血汗,比如“洋人企业五减”, “洋人企业三免”,“出口退税”“ 洋人买中国股票价格的价格是中国人自己买股票价格的十分之一” ,“给洋人的股票分红是给国人分红的十倍”, “引进外资硬性规定”, “中投海外投资巨亏”,“所购美国国债大幅贬值”………  
  其后是实行真正的按劳分配制度,限制公有制经济管理层的天价高薪。吉林通化钢铁厂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一再限产,员工工资减到每月人均300元,10余万工人的暖气都无法供应,但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总经理陈国军还领着300万的年薪。象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今日之国有企业包括老总在内的高管收入畸高,与普通职工的收入悬殊很大。普宏德会计事务所有关负责人在对部分央企财务年报进行统计分析后说:“管理层年薪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以上,而大多数员工月工资只有一两千元甚至几百元”。这种巨大的收入反差,不仅有违公平原则,而且已经成为一种不安定因素。更为突出的是,国企不论其效益如何,老总等高管都能拿到数十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以上的年薪。其实公有制经济扣除生产成本和发展资金后,剩余的钱应该通过各种形式普惠给全国劳动人民,而不是企业内部形成小金库,中层领导年薪几十万、高层几百万。所以不应给予公有制经济高管自定薪酬、兼职取酬、滥发补贴和奖金的权力,而应该由人民代表代表和职工代表大会为他们制定薪酬,并设定薪酬上限,并在工人民主管理企业的基础上,缩小工人与厂长、经理的差距。  
   综上,只有劳动人民在夺取财政收入和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利润的支配权之后,公有制经济才能做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才有希望恢复人民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免费养老等福利,才能扩大医疗、教育、科技等投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彻底推翻压在劳动人民身上的四座大山(住房、 医疗、教育、养老)。才能扩大再生产,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并在财政赢余的情况下给予全体国民分红或更高的劳动待遇。才能得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支持而进入到一个良性发展的佳境。  
  总之,公有制经济只有做到归劳动人民所有、由劳动人民经营管理、为劳动人民谋福利这三点才能真正立于健康发展的不败之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以及劳动人民的子弟兵们要挽救正在硝蚀的公有制经济并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也只有同时从夺取公有制经济的所有权、夺取公有制经济的经营管理权、夺取公有制经济的利润分配权这三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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