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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听听这个雄浑激昂的声音:拆迁队伍里一个男声在警告:“你别忘记了,中国人民被欺负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多么令人振奋啊!
  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这让每一个中国人民都感到万分骄傲啊!
  
  
  
  
  
  
  
  
  
  
  
  
  
  
  
  
  
  
  20年前的老同学
  潘蓉是唐素娟20多年前的高中同学。
  
  唐素娟的老家是闵行区华漕镇,潘蓉娘家是长宁区。按照上海人通常意义的说法,唐素娟只能算是上海乡下人,潘蓉则是标准的上海城里人。在20年前的上海,这个城乡区分多少还是有些泾渭分明。
  但这并没有妨碍两人在中学成为好朋友。1985年两个人从同一所高中毕业,唐素娟考上了上海师范大学,潘蓉则到上海教育学院学幼儿教育。两人读的都是两年制的专科,毕业后各自分配了一份工作,乡下人唐素娟进入上海市环卫局下属的水上管理处,潘蓉则到一家当时很知名的国企工作。
  此后的7年间,像每个令人感叹的人生际遇一样,这两个上海女人的轨迹渐行渐远。1990年后,唐的单位由行政机关转制为国企性质的运输公司,随后又遭遇集体下岗和分流。2002年,这家企业正式倒闭。这期间,劳累过度的唐又因双眼视网膜脱落,从此戴上1600度的近视眼镜,靠每月991块社保工资生活。
  在唐素娟渐渐步入困境的时候,也是1992年后上海开始起步飞速发展的时候。也恰在此时,潘蓉成为最早一批移民国外的上海人之一。1994年,她和丈夫张龙其一起技术移民到新西兰并入籍定居,在随后的几年里,她的父母和哥哥也都陆续移民到新西兰。
  这对老同学的再次见面,是在2006年的春天,世博会前夕的上海。
  20年后的拆迁户
  唐素娟是在拆迁办碰到潘蓉的,她早听说这个20年前的老同学移民新西兰了,但这次才知道她嫁的老公居然就是和自己一个镇的张龙其,回国也是为处理和自己一样的拆迁问题。
  1994年出国前,潘蓉的公公张全余将三间祖居产权赠与张龙其和潘蓉夫妇,这套由公证机关办理了公证手续的房产,位于闵行区华漕镇吴家巷村陆家弄24号。2005年,从新西兰回国发展的张龙其将其重新翻盖成一栋近500平方米的四层小洋楼。
  唐素娟的老家华漕镇范巷村康更弄是一个260平米的小院,下岗回家后她就和妹妹以及母亲住在一起。在她心里,希望按照拆迁政策落实一户一宅的政策进行合理估价来拆迁。
  
  两家的房子相距不到五百米,都在虹桥机场边上,都面临世博会前的上海虹桥机场交通枢纽工程扩建的拆迁问题。具体到潘蓉的拆迁方是上海机场集团,唐素娟的是上海申虹投资有限公司。
  拆迁办的人来谈了几次,双方的目标总是无法谈拢,无论是面积还是估价和补偿金额。在潘蓉和唐素娟的印象里,整个2007年是在焦灼和不安中度过的。这种紧张的气氛,到2008年上半年日渐白热化,闵行区房地产局的强制执行行政裁决也已送来,唐素娟每次见到潘蓉,总是会说起周围邻居们的房子被强制拆迁的消息在不断传来。
  潘蓉总是安慰自己,如果依照新西兰的法律,即便是涉及到公共工程的拆迁,先是政府给出一个评估价格,如你觉得不公道,政府会出钱给你,让你到市场上随机挑选两个权威的评估机构,选择平均评估价格支付。她希望自己的新西兰籍身份,能多少提供一点安全屏障。“如果实在谈不成,就等法院的裁决结果好了。这是在上海,总不会一点道理都不讲吧?”
  但到了6月10日,拆迁办来人通知要准备强拆,潘蓉心里也忍不住有点发慌,她开始给新西兰驻沪领事馆官员电话,给上海市政府办公室打电话。11日晚上,她的表弟徐均过来吃饭,说政府应该会考虑国际影响的,不会强拆外国人的房子的,为了安慰她,当晚留宿在潘家。张龙其则开始把汽油桶往家里搬,为了壮胆,他甚至把从网上买来准备带回新西兰打野鸭子的弓弩也搬出来。
  这一天晚上,唐素娟也没睡好,她总觉得老同学的房子未必能保住,又觉得应防万一,于是连夜悄悄找人安排好DV准备万一强拆就留下证据。
  
  
  
  
  
  
  
  
  
  
  
  
  
  
  
  
  
  
  
  
  
  
  
  
  
  
  
  
  
  
  
  
  
  
  
  
  穿越炎夏的抗争
  
  
  
  
  在这两次上访间隙的9月,唐还不忘到闵行区法院起诉闵行区房地产局的裁决方案违法。
  唐素娟的房子被拆掉时,潘蓉刚被取保候审出来,而她已被批捕的丈夫还羁押在看守所。从小到大,连派出所都没去过的潘蓉,第一次尝试到了囚徒的滋味,她对前来看守所探视的新西兰驻沪领事官员说,从没想到此生还会有这么一遭经历。
  潘被保释的理由是5岁的儿子需要照顾。从看守所出来的她,见到寄放在表弟家里的孩子,忍不住悲从心来,孩子却惊骇得躲进表弟妹的怀里,不愿叫她妈妈,原因是这场变故,使得这个四十三岁的文弱女人在数天之间面目全非。
  这个在新西兰出生的儿子,2年前跟着潘回到上海。孩子无法理解自己家里的大房子怎么突然就给拆了,更不懂为什么爸爸妈妈突然不见了。潘蓉的表弟妹说,潘在看守所的时候,孩子有时看到小区里着制服的保安也会吓得跑回来,问舅妈是不是他们又要去拆家里的房子。
  潘蓉没有办法给孩子解释这一切变故,她只好让也已移民到新西兰的哥哥又赶回上海,把孩子接回新西兰。按照法律规定,保释期内未经警方批准她不能离开上海,心力交瘁的她,也已经没有精力再来照顾孩子了,得准备延续这场祖居保卫战,还得给丈夫和自己的这场刑事官司找律师。
  这两个女人的抗争,穿越了这个2008年漫长而炎热的夏天,到深秋的这个法庭上,又交汇在一起。这次,潘蓉是被告人,唐素娟是旁听者。
  法庭上的辩护
  这个案情并不复杂的案子,延续两天的庭审中,控辩激烈,潘蓉从北京请来的辩护律师夏霖甚至当庭提醒法官必须保持必要的中立。
  
  在法庭上宣读的公诉词里,一位女公诉人宣称,这次拆迁关系到虹桥交通枢纽工程的建设,这是关系到世博会能否顺利进行的重大工程,也是关系到上海形象的工程。公诉人指称房屋2005年翻建时潘蓉以上海户籍冒名报批,“本是新西兰公民,为何一定要伪装成中国的农民?”夏霖则提出房产赠与有公证合同,翻建申报时是以家庭成员身份而不是户籍。
  
  控方和法官都质疑潘蓉既然要看到法院裁决才肯拆迁,为什么不起诉拆迁方而诉诸暴力对抗。在律师看来,诉讼不过是当事人的一种权利,而不是责任。唐素娟则不以为然,就在这次庭审几天前的11月25日,她告房地产局的行政诉讼已被法院判决败诉,“我们每个拆迁户打的行政官司,基本都是这个结果,有什么用呢?”
  
  庭审争议的高潮,在控辩双方当庭播放的拆迁现场录像时出现。再次看到这些画面,潘蓉失声痛哭,几欲晕倒。法庭不得不宣布庭审中断,召来医生。
  
  新西兰驻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葛西兰女士旁听了这场庭审,唐素娟和二十几个拆迁户们填满了旁听席。这群看上去衣衫褴褛的人,总是随身带着厚厚的材料,随时准备散发给他们认为能帮上忙的人。
  
  
  
  在虹桥机场南侧的旷野上,已经看不到任何潘蓉和唐素娟的祖居痕迹。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到处是林立的钢筋柱,频繁往来作业的机械,2公里处即是不断起降着飞机的虹桥机场。
  
  在未来几年后,这里将成为亚洲最繁忙的机场,这个聚飞机、铁路、地铁和磁悬浮等各种现代化交通方式在内的庞大的交通枢纽,将更迅捷地吞吐着从世界各地来往于这个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的人群。
  
  但现在这一切,对于潘蓉来说已经没有意义。她现在只希望尽快了结这个案子,等丈夫出来就回到新西兰的亲人身边,找心理医生疗治创伤,“我已经没有他乡和故乡的感觉了。”
  她的律师夏霖估计,如果被判罪名成立,极有可能是被驱逐出境,5年内不能再回大陆。她的一位朋友开玩笑,说你们当初要是移民到一个大国就好了,这次要是真被判了,可真成了金庸小说《碧血剑》里的袁承志等,“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
  
  她的老同学唐素娟则感叹自己这一辈只有认命了,“我能怎么办呢。我只能相信这法律,相信上访,我们这样的人只有这两条路。”她一边忙着办丈夫的低保,也不忘越来越严厉地督促正在上初二的女儿好好读书,希望她将来能出国留学考得远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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