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何还要移民?

  刘余新的感慨几乎是近几年来所有最终选择去国外生活的人的共同感受。
  曾有数据显示,2010年时中国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数量已超过4500万。仅是2012年,获得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个国家永久居留权的中国人总数就达到了15.2万人。与此同时,像刘余新这样准备移民的国人数量仍在持续增长。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公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显示,截至到2013年,中国海外移民存量已达到934.3万人,23年增长了128.6%。中国已经从1990年的全球第七大移民输出国,上升为目前的第四位。
  然而远离故土对大部分仍有着深厚乡土观念的中国人来说,绝对不是个轻松的选择。
  在调查采访本期内容时,记者走访调查了多家中介机构、国际运输公司和外资企业的在华分支机构,对其中正在考虑或者已经着手离开中国的人进行了采访。虽然他们的身份背景、出国途径、目标国家等都不尽相同,但除了个别准备出国留学的孩子外,几乎所有人在采访中都表达着对“离开”的许多不舍,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对记者诉说着一件事情:我为什么要离开中国!
  缘由之一:无可遏制的污染将国人越推越远
  让刘余新最终决定出国的导火索就是北京在2014年2月出现的连续雾霾。
  根据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在2月的28天中,北京仅有7天的空气质量等级不在“污染”行列。其中20日―26日,北京的全部检测区域都被意味着严重污染的“深褐色”覆盖,PM2.5指数在175-185之间。
  在全球最大的钻井设备制造商、美国国民油井华高公司北京代表处工作的刘余新,学习石油化工专业出身,多年的从业经验让他对PM2.5(即雾霾中大部分有害物质所富集的细颗粒物)的危害并不陌生。
  “我儿子今年四岁,这半年来总是咳嗽。去北京市儿研所看病时,专家说现在他的门诊有这种症状的患儿越来越多。医生对此没有办法。对雾霾,大人也许还有些抵抗力,孩子的反应太明显了。”刘余新担忧地说。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原总工程师魏复盛对《中国民商》的记者解释说,空气中以PM2.5为代表的细颗粒物主要来自于燃煤、工地扬尘和汽车尾气。北京的雾霾更多的是后者。“这么小的颗粒很难自然沉降,会在空气中停留一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本身对呼吸系统就有影响,造成咳嗽、不适。而小颗粒物上吸附的致癌物,更会导致癌症高发。早些年我曾对城市空气污染对儿童呼吸系统影响做过研究,其中就包括PM2.5,由于新生儿和婴幼儿处于生长发育期,污染对他们肺功能的影响和损害更为严重。”
  在记者与刘余新交谈的二十分钟里,他不时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手里转动着手机,手机里有他儿子可爱的笑脸,还有前不久新闻中出现的显微镜下令人毛骨悚然的PM2.5颗粒“真容”,他稍显疲惫的脸上充满着忧虑。
  与刘余新面对同样“雾霾”困扰的,还有准备出国留学的申筱齐。29岁的小申在北京一家互联网企业工作已经四年,目前是高级项目主管,工作稳定。在她看来,选择放弃工作、重新回到校园,实属无奈。
  2012年的下半年,因为久咳不止,小申开始“徘徊”于北京各大“三甲”医院之间。北京医院、协和医院、北医三院,专治肺结核的北京胸科医院和解放军309医院,甚至是治肺癌的北京肿瘤医院,小申都跑遍了。各种检查做下来,都不能确诊导致咳嗽的病因。辗转一年后,经朋友推荐,小申找到了北京东方医院的呼吸内科主任史医生,希望能用中医方法先行调理,缓解病情。
  “找到史医生之前,日夜不停的咳嗽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和工作,让我坐卧不宁,我甚至一度觉得自己得了抑郁症。后来每周把脉抓药,连续两个月后,我的咳嗽终于压了下来。然后我做了肺功能检查和气道激发试验,最终被确诊为咳嗽变异性哮喘。”小申向记者说了这样一个名词。“史医生对我说,自从雾霾频发后,他一年里新增患这种病的病人至少三四十个。这些人多数都是肺功能薄弱或者曾有旧患的,所以对雾霾更为敏感。”
  当问及如何根治时,史医生对小申说,中医只能调理身体状态,西医也只能在咳嗽发作时,使用带有激素的哮喘喷雾来缓解症状。但这些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史医生建议上述敏感人群离开雾霾的环境。
  “经常与我一同等煎药的一个阿姨,咳嗽时间比我还要长。为此举家前往新西兰,两个月后她与我联系说,不用吃药也完全不咳嗽了。”小申最终选择去加拿大多伦多附近的一所学校修读研究生。“我并不想移民,但国内空气、水源甚至是农作物的污染都太严重了。如果我毕业时,国内环境污染问题解决了,我是还要回来的。”小申对记者说。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环境污染成为近年来促使国人选择去国外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次调查中,就有七成的人将此作为主要的“离开理由”。
  2013年,中国地质调查局的专家曾在国际地下水论坛的发言中提到,中国水资源总量的1/3是地下水,全国90%的地下水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60%污染严重。据新华社报道,有关部门对118个城市连续监测数据显示,约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33%的地下水受到轻度污染,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全国有80%以上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我国农村有近7亿多人的饮用水中大肠杆菌超标,1.7亿多人的饮用水受到有机污染,同时由于农药等化学物质的广泛使用,致使许多地方的地下水已经不适于饮用。
  水利部曾经对全国700余条河流,约10万公里河长的水资源质量进行了评价,结果是:46.5%的河长受到污染,水质只达到四、五类;10.6%的河长严重污染,水质为超五类,水体已丧失使用价值;90%以上的城市水域污染严重。
  水污染正从东部向西部发展,从支流向干流延伸,从城市向农村蔓延,从地表向地下渗透,从区域向流域扩散。
  2014年4月17日,历经八年调查后,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最终发布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整体污染形势不容乐观。其中耕地点位超标率为19.4%,比此前官方公布的1.8亿亩耕地被污染、污染百分比约为10%的数字高出近一倍,同时还有10.0%的林地和10.4%的草地被污染。
  这是一系列极其沉重的数字。
  由于生态系统的循环性,在水流和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可以通过循环污染土地和植被,进而进入人体,危及人类的健康与生命。
  目前,中国土壤污染的地区分布大致是:南方重过北方,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重点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现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同时,公报也首次确认了重金属“镉”是中国土壤中的罪魁祸首。在占中国国土三分之二的630万平方公里被调查土地上,有7%的点位被测出镉超标。这不难让人联想到已经困扰中国十年之久的“镉大米”危机。
  同时,原油、柴油泄漏,污水违法排放等事件不绝于报端。2005年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苯胺车间爆炸污染松花江,沱江银山段因企业非法排污导致江水被磷污染;2007年太湖爆发“蓝藻事件”;2010年大连新港陆地输油管线爆炸、油罐泄漏,福建紫金矿业铜矿湿法厂发生铜酸水渗漏事故,山西长治苯胺泄漏导致河水污染;2011年中海油与康菲石油合作的蓬莱19-3油田发生漏油事故,致使大约相当于渤海面积7%的水域被污染;2012年广西龙江河突发严重镉污染;2013年初,上海黄浦江内出现上万头死猪;今年4月,兰州再次曝出大面积水污染,最严重时自来水中苯含量超标近20倍。
  2013年6月,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团队出版的研究成果《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数字版),首次证实了癌症高发与水污染的直接关系。“口罩中国”、“抢水事件”等在一个又一个城市重复上演,“癌症村”、“致命水”的报道让民众不寒而栗。“污染”,既是中国过去经济发展模式的代价,也是现在生存发展遭遇困境的象征,这些灰霾和毒素将很多曾经在这片秀美土地上生活的国人,推得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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