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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波移民潮、区分意识、寄生及其他
    6月15日深圳卫视早7点讨论了以社会精英和富人为主的第三波移民潮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精英”流失问题,话题从总量达到2.17万亿美元的外流资金开始,约占去年GDP总量(大约40万亿、6亿美元)的三分之一,因此嘉宾学者惊叹:“这意味着全国人民白干了4个月”。
    移民原因有四个:子女的教育问题、自身的养老问题、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最末位的是自身和财产的安全问题。
    对于这里的“精英”,有必要打一个问号。什么是社会精英?社会精英应该是这样一群人: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心,掌握大量的专业知识,拥有优秀的文化素养、高贵的品质,对各种社会问题或技术难点具备突出的解决能力,他们是社会最需要的中坚力量。比如清末民国时期谋求救国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他们绝不逃避国家的祸乱、社会的病痛,奔走疾呼、舍生忘死。遇见问题掉头就跑,算哪门子精英?全都随范跑跑姓了?
    四个问题中最不堪一击的是养老问题,身价千万的先富担忧养老,让待富群体情何以堪?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让”字,本是允许的意思,结果煤炭私有化之类的改革把它变成了一个政府的主动行为:搜刮全国人民的利益帮助一部分先富起来。殊不知这种近乎分赃式的致富恰恰是部分先富时刻感到不安全的根源,也就是那个最末位的原因。
    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政府需要担负最大的监管责任,但是,破坏环境的行为主体恰恰是那些不择手段谋取暴利的先富,以破坏污染环境为代价依靠低成本优势发家致富的先富精英,本应负担直接责任,却把它作为借口,未免太无耻了些。
    教育问题,同样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刻意维持的教育资源配置不公是根源,但是真正的精英当如朱清时,尽心竭力地谋求改进。但愿有更多的精英站出来,莫让朱老又成为一个因为孤军奋战而显得格外崇高的“英雄”。
    区分意识是生命觉醒自证的本能,通过区分,生命产生存在感和自我保护的动力。到庞大的社会体系形成后,熙熙攘攘,很容易导致存在感和危机感的消弱。也许这一刻人群中分外醒目的朱老,应该会有格外清晰的存在感吧?但是这种醒目的孤独对他奋斗的目的、理想无益,唯有更多有着共同理想的精英携手努力,才有可能打破教育问题的僵局,他们应该来自各行各业、各有专长。
    同样,跑起来的“精英”也许有更强烈的区分意识。对于人类,区分意识有三个层面:一是自我、二是种群、三是国家。国家是一种以地域为特征的广义区分,是一个族群目光长远的自我保护手段,国家是族群稳定发展的基石,国家区分与族群区分是互相依存、密不可分的。但是有些个体的区分意识会异常发达强烈,关注度高度浓缩至自我区分的狭小范畴,这时它就会成为一种奇异的游离个体,能够突破国家的范畴而广泛融入。
    如果把国家比作一个人,她也有强烈的区分意识,中国、美国、法国,正如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在竭力争取自己的利益、强调自己的生存。其中张三同志的表现最差,一厢情愿地总想着和别人分享,一副大脑袋小身板细腿细胳膊的大头娃娃相,有点发育不良。“大头大头下雨不漏”,生活中这种娃娃挺惹怜讨喜的,母亲往往特别宠爱,问题是这不是生活、这是世界,世界上林立的不是一群娃娃,而是一群国家。都是国家、上哪儿找妈?独立自主、悍然自卫是唯一的选择。分享、合作的前提是独立,交易的前提是产权明确,否则不可能产生交易、合作或者所谓的分享。
    如果把国家比作一个人,国民就是她的细胞,国土是她的住房和田地。体力劳动者构成了她的手脚、脑力劳动者构成了她的大脑,战士塑造了她的骨骼,武力是她的爪牙,物流是她的血脉,记者是她的耳目,警察是她的白细胞。房地产商呢?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位置难以界定,但是考虑到这些年反复“调控”这个动作,坐下、起来、再坐下,跳起来:板凳上有刺儿?于是想到了一个光荣的位置:祖国的大屁股。屁股太肥大,样子很性感,屁股撅上天,姿势很难看。
    对于我们,细胞似乎是无意识的,但是它们一直很努力,它们的努力是主动的,否则我们无法存活。它们热爱这个躯壳,从不试图出走,因为它们本能地知道自己依赖这个躯壳新陈代谢,它们各司其职、各取所需,它们奉献、它们也索取,一切都恰到好处。从细胞角度看,每个人都是一个美好的共产主义。
    但是,如果有一天有一些细胞忽然“觉醒了自我”,开始过度地强调自我,会怎样?它会拒绝本职、会更多地索取、会多拿多占储存脂肪,它会拼命地扩大自我、“捐精”繁衍,还会把旁边的细胞视为营养的竞争者仇视、斗争乃至横加迫害。这种细胞,医学上称之为“癌变细胞”,它们不移民,只会内斗、贪婪、扩散,直到把宿主彻底搞垮才会随着病人的死亡一起毁灭。
    但是如果它忽然有了“国际视野”,发现了这个躯壳的病弱、羡慕起李四的强壮,于是插上“绵羊的翅膀”飞起来(我一直没搞明白这究竟是种什么翅膀?总觉得一副挨宰的神气),移民了。这种细胞严格地讲已经不属于正常的人体细胞了,医学上称之为“细菌”。不依赖国家而在自然界生存的,是野生动物,如果把由人组成的国家视为一个人,那么野生动物就可以视为有益菌群,国家这个“人”会有选择地主动地培育一些有益菌群,相当于家养的鸡鸭猪羊,而那些必须寄生人体的有害细菌,则被称为“病毒”,可以通过气体、体液、蚊子苍蝇等媒介传播。形象地看,就是张三打喷嚏,富人以不安全的理由随着唾沫星子喷出国了;蚊子叮咬张三,富人以受教育的理由带着血液坐着飞机出国了;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不分男女地乱搞,富人又以环境污染的理由随着体液出国了……
    不妨自问:好看么?
    人病了,有医生、有医院、有医保。国家病了,谁是她的医生、哪里有医院?只能靠她的国民自救。
    靠别人救的也有,比如最近李四忽然病歪歪起来,一身病的大头张三很利索地套上白大褂,专心致志地输起血来,不料李四忽然又精神抖擞地对着张三拳打脚踢起来。如果把国家看成人,其行为很难用社会学解释。医改失败的中国有“医闹”,但是也没有这么闹的。
    细胞之于人,与人之于国家,还是有区别的。说到底,三者当中终究只有人是有意识、有痛感、能主动的。细胞病变的痛由人承受,国家社会的病,由人造成,终究还是由人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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